《上海寶貝》：
從中國內部顛覆父權社會
書評 ／孫瑋芒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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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總統呂秀蓮六月九日在全國第五屆婦女國是會議發表演說，倡議以女性主義解構統獨思想、融合兩岸關係。
廿七歲的中國女作家衛慧，已站在女性主義的立場，以長篇小說《上海寶貝》先從中國內部顛覆了「君父思想」。
呂秀蓮女士同時將台灣喻為「從中華民族這個大家族出身的女兒」，主張大家鼓勵台灣這個亮麗的女性從傳統的家族走出來，並挑戰中華家族。
從中華家族走出來的「亮麗女性」，在台灣有呂秀蓮；在中國，非衛慧莫屬。
衛慧的半自傳小說《上海寶貝》，一九九九年九月由瀋陽的春風文藝出版社推出，半年內售出超過十一萬本（盜印本不計），引爆了中國文壇廣大爭議、風靡了中國年輕一代、吸引了國際媒體報導。中國《解放日報》報導，北京新聞媒體和文化管理部門以《上海寶貝》描寫女性手淫、同性戀和吸毒，將本書裁定為「腐朽墮落和受西方文化毒害」的典型，在四月宣布禁售。中國官方在五月中旬發布全國禁售令。
衛慧在《上海寶貝》書中透露的觀念，是將小說創作與出版過程當作一場行動藝術的演出。《上海寶貝》期待被查禁，需要被查禁，以資證明作品的顛覆性。中國政府無意間配合了衛慧，共同完成這場行動藝術的演出。衛慧宣稱的「精神上的父親」：美國作家亨利．米勒的成名作《北回歸線》（中譯本由李三沖譯，時報文化一九九二年三月初版）一九三四年在巴黎出版時，也是隨後遭到所有英語國家查禁，如今已是公認的美國文學經典之作，列入藍燈書屋選出的「二十世紀百大英文小說」之林。
《上海寶貝》的宣傳手法，標榜作者是美女，作者也刻意透過聳動的宣傳手法引起大眾對作品的注意，誠然有可議之處。亨利．米勒當年在巴黎可是勒緊褲帶、忍受寂寞寫作的！然而，評斷一部作品的成就，畢竟要回到文本。
《上海寶貝》採取第一人稱的敘事觀點，情節主要是描述上海女作家CoCo與中國男友「天天」、德籍男友馬克的戀情。天天是CoCo的知心人，卻是性無能（象徵衰微的中國傳統文化？）；馬克是駐上海外商，有家室、超強的性能力、西方男子對女性的體貼（象徵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對歐美強勢文化的崇拜、對外資的倚賴？）。馬克誘惑了和「天天」同居的CoCo。CoCo擺盪在「天天」的同志情誼和馬克雄壯的肉體誘惑之間，最後「天天」因吸毒死亡，馬克返回德國，CoCo的雙線感情於此告終。
這部作品的藝術性不在三角戀的通俗情節，而在女主角對「情欲自主」的自覺歷程、對藝術家創作與生活關係的省察、對上海這個現代都會風情的捕捉。
衛慧有意無意地模仿亨利．米勒的「重鹹」與狂放的筆法。亨利．米勒在《北回歸線》有這麼一段文字：「我對自己說，是的，我也喜歡一切會流動的東西：河流、下水道、岩漿、精液、血、膽汁、語言、文字。」《上海寶貝》第一章開宗明義地說：「在復旦大學讀書的時候我就立下志向，做一名激動人心的小說家，凶兆、陰謀、潰瘍、匕首、情欲、毒藥、瘋狂、月光都是我精心準備的字眼兒」。到了第二十一章，敘事者的創作自覺發展到「打破自身的極限，盡可能地向天空，甚至是向宇宙發展，寫出飄逸廣袤的東西」。
《上海寶貝》描寫異國情侶纏綿、探索女性情欲，筆觸深情而率直，又有法國女作家莒哈絲的中篇小說《情人》的神韻。
這部書最聳動的部分就是性愛場面的描寫。在台灣的女作家中，李昂的性描寫以大膽著稱。李昂其實是一位非常道學的作家，她的社會使命感非常強烈，寫性是為了反映社會問題或是剖析男女之間的權力關係。她的性描寫，多半不是為了表現情欲的解放、感官的享樂，而是發表批判、埋設隱喻。衛慧比李昂更沒有道德束縛，性就是性、歡樂就是歡樂。衛慧以性學家的準確表現了女性面對情欲的生理反應，以作為一個完整的人的立場健康地看待性，又以詩一般的描寫將性的歡愉予以美化、典型化。而台灣部分新世代作家的情色書寫中，性是或是蒼白的、或是鬧劇式的、或是半遮半掩作為橋段，與小說人物性格的發展關係不大。
《上海寶貝》歷歷如繪的性描寫，不僅中國大陸許多民眾難以忍受，這部作品如果以繁體中文貼在網站上，台灣勵馨文教基金會可能視為「網路色情」予以檢舉，立法委員將據以質詢主管機構疏於於管理。至於屬於「台灣的良心」這一型的作家如陳映真，則可能會對《上海寶貝》的情色書寫發出微詞。保守的讀者難免質疑作者藉寫作之名，行放縱之實。
老練的讀者閱讀長篇小說時，逢有與情節發展無關段落、冗長乏味的描寫，會不耐地跳過去。然而《上海寶貝》卻沒有任何段落促使我將精讀暫時改為略讀。衛慧的文字既妖媚又準確，像精美的磁器吸引人撫弄。內心獨白充滿對生命的洞見，新穎貼切的比喻頗耐咀嚼，出場人物的造型另類而生動，對話鮮活犀利。書中的另一個上海女性：精明世故的歡場老手「馬當娜」，塑造得非常成功，令人難忘。衛慧對景物觀察敏銳、描寫準確，能夠化腐朽為神奇。至於性愛的邂逅、挑逗、交歡乃至回味，描寫得那麼真誠大膽、強烈濃重，成為讀者本身今生曾有的性愛記憶，挑戰著讀者本身的真實經歷的地位。
在敘事手法方面，《上海寶貝》的雖然情節是單線進行，時間順序安排得很靈活，作者適時使用倒敘來加強人物的性格深度。
這是一部具有高度創作自覺的作品，絕對屬於成功的正統文學作品，我們不必因為本書的聲勢而先入為主地認為它是通俗言情小說。
《上海寶貝》這種半自傳的、告白式作品，大抵以作者的親身經歷為主，再根據藝術上的需要予以轉化。創作自傳性作品，作者的行動力量、生命深度、經驗廣度，決定了作品的成敗。寫這類作品，需要非凡的勇氣、真誠、超越。最困難的部分，在於對自己的生活經驗作出高明的判斷，採取一個適當的心理距離。心理距離太近了，將流於膚淺的感傷主義；太遠了，則難以引發讀者共鳴。在創作「半自傳小說」的心理方面，衛慧在《上海寶貝》第二十一章有個告白：「不需要過多的勇氣，只需要順從那股暗中潛行的力量，只要有快感可言就行了。不要扮天真，也不要扮酷。我以這種方式發現自己的真實存在，克服對孤獨、貧窮、死亡和其他可能出現的糟糕事的恐懼。」衛慧並以她的才慧，找到了一個恰當的心理距離告白她的經驗。
除了性描寫，本書的幾個主角沒有「正當職業」，縱欲、戀物、吸毒，瀰漫著一股PUB的頹廢氛圍，主題「不正確」、缺乏「中心思想」，也是中國文壇所非議的。《上海寶貝》所造成的「精神汙染」，像油輪的漏油事件，對中國整個「精神生態」造成重大破壞，激發著檢討、批鬥的衝動。中南海的老幹部、老革命們看了本書准會氣得七竅生煙，為「國有妖孽」號咷不已。
衛慧屬於改革開放年代成長的新新人類，沒有文革沈痛記憶的負擔。在中國推行市場經濟、大量引進外資、西潮洶湧而來之際，崇尚個人自由、追求個性表現、排斥教條束縛的新世代於焉形成。衛慧這一代的文學青年，又得到了肥沃的土壤滋潤：中國當代文學的創作成績斐然可觀，外國文學中譯的質與量則遠為台灣所不及。以衛慧景仰的亨利．米勒為例，中國吉林省長春市的時代文藝出版社出有他的全集中譯本。衛慧的出現，思想上、藝術上代表了中國社會快速的質變，是一個重要的指標。對中國道學主義文學傳統的大暴動、大顛覆，照理說應由台灣來發動，不料卻由中國女作家發難。
當台灣因中國的壓迫而陷入自戀、自憐的時候，衛慧現象提醒我們：不要忽視了眼前中國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，該思索如何和中國文化融和競爭了！（轉載自PC home e-people名家專欄電子報 2000.6.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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